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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到底有多大?

发布时间:2026-11-20     浏览量:13
青锋

1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涉嫌受贿一案,经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已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徐一丁利用担任农发行扶贫金融事业部副总裁兼扶贫综合业务部(易地扶贫搬迁部)总经理、党委委员、副行长等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而在此前,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顾军被公诉的通报里,同样出现了这五个字。一个在政策性银行掌管扶贫金融、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一个在大国重器领域执掌核电项目投融资,两份通报,同一句定性。

于是这个绕不开的追问摆在面前: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到底有多大?

这个问题并非无从回答。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和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受贿数额三百万元以上,即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对应的量刑区间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也就是说,“特别巨大”不是一个修辞,而是一条有明确刻度、直接决定量刑档位的法律标尺,三百万元是它的起点。

但公众真正想知道的,并不止于这条刻度。三百万元起步,上限没有封顶。近年公开判例中,副部级以上干部受贿数额动辄数千万、上亿元,个别案件甚至以十亿计。一句“数额特别巨大”,既可以对应三百万元,也可以对应三个亿——中间相差百倍。所以人们追问“到底有多大”,问的其实是:这两个人,究竟把多少公权力变换成了多少钱?

办案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具体数额不予披露,有其道理。案件尚在办理,涉案细节属于侦查和审查秘密,过早公布容易引发舆论预判,干扰后续审判,也涉及未定案的证据判断。这份克制应当被理解,青锋也不臆测个案的具体金额。但对公众而言,克制不等于可以长期模糊。定性公开而量级悬空,会让“数额特别巨大”这五个字在一次次通报中逐渐磨损——当所有案件都用同一句话概括,公众便失去了比较与判断的坐标。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两个岗位的共性。农发行的扶贫金融事业部、易地扶贫搬迁部,管的是脱贫攻坚的政策性资金,一笔笔贷款流向的是最基层、最困难的地区和群众;中核集团的核电项目,管的是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投入,单个项目投资以百亿计。徐一丁和顾军,都坐在“国家钱袋子”的阀门上。这类岗位的共同特征是:资金体量巨大、业务链条封闭、专业壁垒高企、外部难以穿透。审批权、授信权、合作遴选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一旦失守,权力变现的规模往往与所调配资金的规模成正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数额特别巨大”的落点,常常出现在金融、能源、工程建设这些领域。

公共资金越是庞大,监督越要前置。扶贫贷款不是可以随意调配的筹码,核电投资也不是谁的私人钱包。对这类资金密集岗位,光靠案发后的追查远远不够,关键是把监督嵌进审批流程、把决策留痕、把资金流向纳入常态化穿透式审计,让“一把手”和关键岗位的权力始终在可用、可查、可追的状态下运行。

而对“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最该给出答案的地方,是法庭。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起诉指控的具体数额、非法所得的追缴退赔情况,都应当在庭审和判决书中依法查清、写明。反腐的账本要算两笔:抓了谁,是一笔;追回多少、损失补上多少,是另一笔。前者回应的是纪律,后者回应的才是公共利益。如果只公开“数额特别巨大”的定性,不公开数额的清退、追缴结果,那些被侵吞的扶贫款、被蚕食的国有资产,就始终是一笔没有结清的欠账。

反腐败的决心,从来不靠形容词来证明。数字会说话,追缴会说话,判决书会说话。

一句“数额特别巨大”,量出的是权力的失控程度,也量出监督的缺口大小。真正该被追问的,不只是贪官收了多少钱,而是我们的制度,还有多少缝隙能让钱这样被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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