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监控设备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场所的安全生态。尽管监控本身不足以阻止违法犯罪，但其无疑给违法者有力的震慑。凡是日常有监控设备的地方，总是赋予人们一种安全感。然而，随着监控成为公共场所的“必备”设施，监控的边界与尺度也愈发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开学前夕，杭州市余杭区一所幼儿园围绕监控安装范围产生了争议。家长建议，幼儿园在教室和午睡室里装监控，方便家长在手机实时查看孩子的状况。但园方明确拒绝了家长的提议，不仅因为在教室、午睡室装监控并无文件规定，而且还考虑到装监控关系到小朋友和老师的个人隐私。
家长远程监控孩子的状况，确实有助于安全，让家长放心。然而，在幼儿园里安装监控，跟在家里安装监控完全不同。只监控自己的孩子，那是履行监护人的义务，也是家长的应有权利。而幼儿园的监控是不分对象的，家长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也能看到别家的孩子，这就产生了幼童个人隐私泄露、监控信息流出后被不恰当使用的风险。
更关键的是，孩子被送到幼儿园里，园方便负起了保护幼儿安全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压力最终是由教师承担的。如果安装了监控，家长还可以实时查看，便仿佛有很多双眼睛盯在教师背后，教师履行正常工作难免受到干扰。毕竟，在通信如此便捷的当下，家长只要对监控里出现的任何场面有不满意或质疑，都可以很快联系到教师，而教师很可能要花费大量精力回答各种来自家长的问题。
实时监控的存在，让家长和教师之间原本必要的信任感可有可无。家长认为有了监控，自己可以远程控制，教师就成了简单的执行者。这不仅意味着对教师权威的打击，也意味着幼儿教育的专业性受到了干扰。
与幼儿园和家长就是否安装监控展开“拉锯战”不同，教育的层级越高，社会对安装监控的态度似乎就越包容。比如，很多大学都在教室里安装了监控设备，而高中课堂里监控设备也屡见不鲜。不久前，中国药科大学在学生宿舍门口、图书馆、实验楼及部分教室安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相关报道称学生打瞌睡、玩手机都会被人工智能识别，引起轩然大波。有关公司不得不澄清，课堂行为分析仅为技术场景化概念演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学生的“小动作”被毫无保留地抓拍。
平心而论，在大学教室里安装监控，确实有着安全上的必要。大学校园是开放的，很多高校的教学楼也任由社会人员进出。那么，教室就是维护校园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与相对封闭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室不同，大学教室公共性的程度更高，发生失窃甚至恶性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大学教室的监控也并不必然面向学生和教师，可以说是无差别地记录所有进入教室人员的举止。
然而，无论是在教室，还是在走廊、运动场的公共空间，监控功能应侧重于事后追究和调看。有权调取监控的人员，应当经过严格程序审批，也不能任由普通保安随心所欲地观看特定的监控。否则，监控非但难以起到相应的效果，还可能成为“偷窥”的工具。
其实，就像杭州那所幼儿园的担忧一样，如何使用监控，关系到相关各方的信任问题。教师履行正常的教学职责，不仅需要学生的信任，也需要学校管理部门的信任。各式各样的高科技，确实能够替代人工实现原本难以做到的管理。然而，技术终究是“冰冷”的，更不能违背合理的人性诉求。离开了信任，空有看似严苛的管理，课堂很可能变得死气沉沉。教师背后的“眼睛”，并不是越多越好。
在家校关系日趋复杂的当下，拒绝家长安装监控的要求并不容易，让我们给那所幼儿园坚守原则的勇气点赞。这场争论再次提醒人们：在简单的利益得失和责任归属之上的，还有那更崇高的人本精神和人文关怀。
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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