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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海｜打印时光的痕迹 ——照相和城市的那些照相馆

发布时间：2021-11-29 浏览量：122

现代社会，照相是多姿多彩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每个人都要照相，办证件、留纪念、拍美景、摄瞬间......照相，咔嚓一声，就为我们打印下时光的痕迹。

19世纪初，一个叫尼普斯的法国陆军军官，花了10年时间研究保存影像的方法，终于在1826年成功地将他家窗外的景象拍摄在白锡板上。

这是世界上第1张照片，它的曝光时间长达8小时。第二年，他又和达盖尔研究照相术，试图把影像拍摄在玻璃板上。

不幸的是，尼普斯没有等到成功的那一天就去世了。1833年,达盖尔把玻璃板底片的灵敏度,提高到足以拍摄人像。后来，他又发明了银版照相法——“达盖尔照相术”。

它是由两个木箱组成，把一个木箱插入另一个木箱中进行调焦，用镜头盖作为快门，来控制长达三十分钟的曝光时间，能拍摄出清晰的图像。

1841年光学家沃哥兰德发明了第一台全金属机身的照相机。该相机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只由数学计算设计出的、最大相孔径为1：3.4的摄影镜头。

1845年德国人冯·马腾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可摇摄150°的转机。1849年戴维·布鲁司特发明了立体照相机和双镜头的立体观片镜。1861年物理学家马克斯威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张彩色照片。

1860年，英国的萨顿设计出带有可转动的反光镜取景器的原始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

1862年，法国的德特里把两只照相机叠在一起，一只取景，一只照相，构成了双镜头照相机的原始形式。

1880年，英国的贝克制成了双镜头的反光照相机。

1866年德国化学家肖特与光学家阿具在蔡司公司发明了钡冕光学玻璃，产生了正光摄影镜头，使摄影镜头的设计制造，得到迅速发展。

随着感光材料的发展，1871年，出现了用溴化银感光材料涂制的干版，1884年，又出现了用硝酸纤维(赛璐珞)做基片的胶卷。

1888年美国柯达公司生产出了新型感光材料－－柔软、可卷绕的“胶卷”。这是感光材料的一个飞跃。同年，柯达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安装胶卷的可携式方箱照相机。

1906年美国人乔治·希拉斯首次使用了闪光灯。1913年德国人奥斯卡·巴纳克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135照相机。

从1839年至1924年这个照相机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颖的钮扣形、手枪形等照相机。

从1925年至1938年为照相机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段时间内，德国的莱兹（莱卡的前身）、禄来、蔡司等公司研制生产出了小体积、铝合金机身等双镜头及单镜头反光照相机。

1902年，德国的鲁道夫利用赛得尔于1855年建立的三级像差理论，和1881年阿贝研究成功的高折射率低色散光学玻璃，制成了著名的“天塞”镜头，由于各种像差的降低，使得成像质量大为提高。

在此基础上，1913年德国的巴纳克设计制作了使用底片上打有小孔的、35毫米胶卷的小型莱卡照相机-徕卡单镜头旁轴照相机。不过这一时期的35毫米照相机均采用不带测距器的透视式光学旁轴取景器。

1931年，德国的康泰克斯照相机已装有运用三角测距原理的双像重合测距器，提高了调焦准确度，并首先采用了铝合金压铸的机身和金属幕帘快门。

1935年，德国出现了埃克萨克图单镜头反光照相机，使调焦和更换镜头更加方便。为了使照相机曝光准确，1938年柯达照相机开始装用硒光电池曝光表。

1947年，德国开始生产康泰克斯S型屋脊五棱镜单镜头反光照相机，使取景器的像左右不再颠倒，并将俯视改为平视调焦和取景，使摄影更为方便。

1956年，联邦德国首先制成自动控制曝光量的电眼照相机；1960年以后，照相机开始采用了电子技术，出现了多种自动曝光形式和电子程序快门；1975年以后，照相机的操作开始实现自动化。

在20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日本的照相机生产主要是引进德国技术并加以仿制，如1936年佳能公司按照徕卡相机仿制了L39接口的35mm旁轴相机，尼康是在1948年才仿照康泰克斯制造出了旁轴相机。

PENTAX的前身旭光学工业公司1923年开始生产镜头，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军队对光学仪器的需求急剧增加，尼康、宾得和佳能等日本光学仪器厂都接到了大量的军队订单，为侵华日军生产望远镜、经纬仪、飞机光学瞄准仪、瞄准镜、光学测距机等等军用光学仪器。

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些军队订单已经不再有，战后军工企业为生存不得不转向民用品的生产，光仪厂商尼康、佳能、宾得都先后开始了照相机生产。

1952年宾得引进德国技术并引入德国“PENTAX”品牌，生产出了“旭光学”的第一部相机。1954年，日本第一部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在旭光学—宾得公司制成。

1957年作为日本照相机的后起之秀，又制造出了日本的第一部五菱镜光学取景的单反照相机。此后美能达、尼康、玛米亚、佳能、理光等公司争相仿制、改进单反照相机及镜头技术，从而推动了民用照相机技术在日本的发展，世界单反照相机技术重心逐渐由德国转移到了日本。

1960年，宾得推出的PENTAX SP相机问世，开创了照相机TTL自动测光技术。

1971年，宾得公司的SMC镀膜技术申请了专利，并应用SMC技术开发生产出了SMC镜头，使得镜头在色彩还原和亮度以及消除眩光和鬼影两方面都得到极大改善，从而显著提高了镜头品质。

得益于SMC技术，此后宾得镜头的光学素质达到了极大的改善，有多只宾得镜头被职业摄影师们推崇，甚至超越了德国顶级镜头蔡司镜头，成就了宾得相机一时的辉煌。

虽然几乎所有厂商生产的照相机镜头都声称采用了SMC技术，但是实测证明，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的，还是宾得镜头。

1969年，CCD芯片作为相机感光材料在美国的阿波罗登月飞船上搭载的照相机中得到应用，为照相感光材料电子化，打下技术基础。

1981年，索尼公司经过多年研究，生产出了世界第一款采用CCD电子传感器做感光材料的摄像机，为电子传感器替代胶片打下基础。

紧跟其后，松下、Copal、富士、以及美国、欧洲的一些电子芯片制造商都投入了CCD芯片的技术研发，为数码相机的发展打下技术基础。1987年，采用CMOS芯片做感光材料的相机在卡西欧公司诞生。

2018年9月，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第62次会议作出了对中国无人机产品有利的决定，将无人机归类为“会飞的照相机”......

从照相技术的发展来看，就是一部近代科技进步史的侧影——率先发明新技术的均是科技先进发达国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兴盛与否。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当时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JDP占世界55%）——大清王朝屈服于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中英签订城下之盟——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国向外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南京、上海、广州、香港、青岛）。随后，大批西方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摄影术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传入中国的香港、广州等地。

在摄影术到达中国后，很快中国人就学会了这门技术。但当时并没有“照相馆”的称谓。原来，在摄影术传入之前，人们要把自己的形像保存下来，需求助于画师和他们开设的“画楼”或者“影像铺”，利用传统的绘画技法把人的容貌留在纸上。虽然摄影和绘画有相通的一面，而相对于画像，摄影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形像逼真，因此给画像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很多画师想方设法学习照相技术，“画楼”和“影像铺”的画师也成为中国最早学会照相术的人。

咸丰年间（1851—1861）在香港合伙经营油画业的画师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三人，合资请当地外国兵营中的一个会摄影的人传授摄影术，学成后置办器材，增加了照相业务，同时还兼营画像。他们店名叫“宜昌”画楼，这是中国人最早开设的照相馆之一。在他们拍摄的早期照片背面的商标上，都印有“摄影家和肖像画师”，当时香港的皇后大道上，还有著名的南桢画楼，辉来影相、兴昌影相等。画师所经营“画楼”或“影相铺”则是中国照相馆最早的称谓。

画楼、影相铺同时经营摄影和绘画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当时由于照相技术和设备尚不成熟，人像摄影一时还不具备大规模的推广的条件。而随着油画等西洋画派传到中国，传统的肖像画又注入了新的内容。肖像画与照相之间的关系逐渐地得以固定，从竞争对手演变为具有互补性质的关系。

尤其是当时照相还不具备放大技术，很多中国人想要“大照片”，画楼只能是先拍摄一个小照片，然后由画师再根据照片画像放大。也有一些画像，是照相与画师之笔相结合的产物，比如一些列祖列宗身着正装像，男为顶带花翎，女为凤冠霞披，各幅画像都差不多，可能有一定的格式。画中人的穿戴都是画的，也可能是按照画样印制的，但是画中人的脸却是根据照相底版直接印制的。

当时，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商人还把本国的根据照片画像的业务搬到了中国的香港、广州等地，当时香港的皇后大道、广州的十八甫等画楼、影相铺林立，中国画师们根据照片给外国人画像，被商人运回国内销售，这种交流无形中也提高画楼、影像铺里摄影师的摄影技术水平。

就像人们喜欢画楼、影像铺的人的画像一样，在照相刚刚传到中国开始的几十年中，中国人首先感兴趣的就是人物摄影，人物肖像是摄影艺术的主要表现对像。因此很多当时的照相馆直接起名为“像馆”。在摄影术十分活跃的上海。最早刊登广告的照相馆就是英国人威廉·桑德斯开设的“森泰像馆”。

1863年3月7日的近代上海首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上，刊登了森泰像馆的广告，其主要内容为：“本馆印照上等小像，上午十点起至晚三点钟为止，价钱甚为公道。如有意照相者，请至本馆可也”。有闲阶层是像馆的主要顾客，像当时的妓女、戏剧演员、社会名流及社会富裕阶层中一些人都把照相作为享受生活，自娱自乐的一种手段。

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照相业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画像业，画像业逐步萎缩。在东南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上海等地，照相馆蓬勃发展，而这时照相馆大部分起名为“照相楼”，比如上海早期的公泰照相楼、宝记照相楼等，人们都要登楼照相，为什么叫“楼呢”？

原来，早期的照相使用的绝大部分是玻璃底片（湿片），感光速度很慢，很多时候要2—6秒，有时需要数到20个字。而当时又没有灯光和其它人造光，必须利用日光，因此摄影室一般都在楼上开设，还得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拍摄，以充分采光。日光强就在顶棚上拉起白布遮挡直射光，光若则用反光板帮助加光。因为拍照时间较长，坐的椅子和头部都有靠背，以保持被照者稳定不动。拍照时，摄影师敲一下木板子（据说“拍照”二字由此而来）大喊一声，打开镜头盖，然后“一、二、三。。。”数下去，数到九、十个字，甚至二十个字，才算大功告成。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照相才用上了人造光，很多照相楼开始了“日夜照相”。所谓照相“楼”的意义才相对减弱了。

不论画楼、影相铺，还是像馆、照相楼，他们都是一个商业化的经营实体，摄影术登陆中国就被赋予了商业的色彩。但由于摄影技术的限制，这些照相实体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室内人像自娱自乐的拍摄，虽然有的照相馆也竞相为名伶名花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迎合市侩娱乐需要，但毕竟还仅仅限于室内拍照，规模也不大。

而随着玻璃干片的发明（1880年左右），摄影师可以方便地走出摄影室，突破了个人的小圈子，开始面向家庭、社会团体，并逐步开始了城市风光、建筑、民俗的拍摄，这些照相馆可以大规模印制所拍照片，向市民或旅游者出售，摄影的商业色彩更加明显，这时出现的“照相号”就是一个明显的说明。就像很多“银号、商号”一样，“照相号”更多重视规模化的商业销售。例如天津“元彰照相号”就特别声明可以进行“集体和建筑摄影”，摄影师还奔赴东北拍摄了“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以及京师的名胜古迹，大量印制销售。

《京张路工摄影》大型专题摄影集就是上海的"同生照相号”于1909摄制的。这一照片册的封里，裱贴着两小张印签：本号精究放大时装照像铺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门牌第3052号"；"上海公兴印字馆制造，开在虹口西武昌路"。它们显然是同生照相号特意刊登的商业广告。很多照相号还大规模印制当时十分流行的明信片相片，向旅游者兜售，也有一些大规模销售照片的照相馆直接就叫“照相店”、“写真店”或“画景店”了。画楼、影相铺、像馆、照相楼、照相号、写真店等等，早期照相馆的这些称谓一般都印在了当时照片的背板的正面下部或背面，大部分还印有照相馆的中英文的详细地址、经营内容等，这些不同的商标不仅是研究中国摄影发展史的实证资料，同时，对于今天的摄影收藏者鉴定存世老照片真伪，也有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照相这一事物也逐渐走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1976年，身体健康的奶奶突然不吃不喝，非让爸爸把她送回老家长垣......

爸爸妈妈忙让姐姐带着我去给西安的大爷、四叔发电报。那是个仲春的夜晚，姐姐牵着我的手顺着德华街走到大同路交叉口，那里有邮电局，可以发电报。电报是按字收费的，所以电文要反复推敲，既要精炼又要表达清楚。

奶奶1958年从老家来带孩子，身材高大瘦削，80多岁头发依然油黑，挽成发簪扎在后面；常穿一件黑色中式对襟长衫，没有裹脚，这在她们那个时代是极为少见的，所以走的很稳。

她是个很有主见的人，民国时、抗战中、灾荒年，村里的主事人没了主意，常会找她帮着拿主意。有点像长篇小说《大河奔流》中李麦的形象。这在我1992年发表在《中国教育报》的散文《依傍大河》中有记载。

儿时，每到那轮橙红色鸭蛋黄夕阳西下到后街邻家房梁后面的时候，我躺在大屋的床上睡醒了。看到奶奶从厨房走过来，仰头看挂在大屋墙上的石英钟，是烟台产的北极星牌，估摸着时间，爸妈哥姐快下班放学了，开始回厨房做饭......那个身影深刻在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

奶奶生于1893年，与毛主席同龄。作为那个年代过来的普通老百姓，她很迷信。感觉自己年龄大会占了子孙的寿命，每天晃动自己的牙齿说：“这是嚼子孙啊！”试图把牙拔掉，那时她的牙还可以轻松嚼碎花生米......不吃不喝，身体每况愈下。

西安的大爷、四叔接了电报，慌忙赶来和爸妈商量把奶奶送回故乡，叶落归根。要照张相以示留念。奶奶死活不肯，她一生没照过相，认为照相会摄去人的魂魄。没有办法，妈妈把后街的二表哥叫来，为奶奶画了张像，素描的那种。

二表哥是黄胄的关门弟子，黄胄是与齐白石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比肩而立、双峰并峙的一代大师，尤擅画驴和荷花，有多幅作品悬挂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不同地方。

送奶奶回故乡也不容易，路途遥远、道路也远没有现在顺畅。大表哥刚刚部队转业，联系了战友找来辆军用大卡车，覆盖绿帆布帐篷那种。车上铺上厚厚的几层棉被，奶奶躺在上面，爸爸、四叔、大堂哥、大姐夫、三姐几个送她回去的围坐在一旁。

车停在我家胡同口那棵大桐树下。7岁前的那些年，曾经每天上午奶奶抱着我，坐在桐树下，一边把地上的落叶折成小鸟、蝴蝶各种形状，让我当玩具；一边唱着歌谣：“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油瓶倒了、轱辘轱辘跑了”......等待爸妈哥姐们回家归来。

那个夜晚有点寒冷，妈妈给我穿上了小薄花棉袄，带着全家站在桐树下为奶奶送行。路灯昏黄中，爸爸下车把我抱到车上——奶奶想再抱抱我。上了车，奶奶满含慈爱的微笑、探起身子无力的抱着我，在脑门上亲了一下，还不懂世事的我就被妈妈接着下了车，汽车缓缓发动，消失在远处灯火辉煌的福寿街，那个情景，就像一张浓墨重彩的柯达底片洗印出的古铜色照片，深刻在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

家里大屋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爸爸自制的木头长镜框，里面玻璃后面无序的摆放着很多照片，其中有我的一张放大成2寸的黑白照：头戴解放军帽，身穿解放军袄，笑得自然，脸型圆胖。

照了那张相不久，就该上小学了。刚进机关时，木书记好（喜欢）说一句话——“小时候胖，不算胖”。其实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上学后，我就一直是个瘦子，不是瘦骨嶙峋，但比常人看着单薄。所以在激烈对抗的体育项目，比如篮球，就很吃亏，经常正准备投篮，被人一肩膀扛出了场外、跌落尘埃......

在11中回读那年，高考前体检和同学吕海先后上了体重计，体检是只穿裤头的净重，我和他都很白，但两人体重的巨大反差、把体检老师笑得蹲在了地上，暂时失去工作能力——我73斤，172，他165斤，173.

我从没因瘦而自卑——瘦有瘦的好处，显得年轻。40多岁那年，主任得到上级重用，要到二七区任书记，主政一方。任前有个例行程序，市委组织部周部长带着一个处长，在棉纺路我们机关大楼15楼最东头的小会议室和每个处长谈话，说说对领导的看法。

叫到我时，推门进去，本来已经有点疲惫的周部长歪在长沙发上，一见我，腾的弹了起来说：“啊、这个处长年轻，小伙子，你20几了？”我笑起来：“我比他们年龄都大，今年43了啊！”。想起有年梦中情人香港巨星赵雅芝回故乡开封省亲，如海的影迷中，她问一个老太太：“大娘，你今年高寿啊？”大娘站在偶像面前自豪的说：“ 我今年都62了”！又问赵雅芝：“闺女，你今年多大啊？”赵雅芝回答：“不大，今年才63”......

真是人各有别，不可强求。

瘦还有个好处，显得个子高。高二时在团市委组织的西区学生联合会启动仪式上，认识了19中的女友晓华，有天晚上从她家出来，站在桐柏路颍河路交叉口，那时桐柏路到了这里就到头了，前面是岗刘村的玉米地，绿色的玉米叶子在夏天的晚风中哗哗作响，月明星稀、蛙声阵阵......推着自行车顺着颍河路走着，离得远些，看她父母可能已经不在后面偷偷盯着了，晓华轻轻挽着我的左胳膊，右胳膊推着自行车，我没话找话地随意问晓华，“你觉得我有多高？”她说：“175”——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也是减肥全球热经久不息的原因。

直到几年前，治疗腰病，疯狂锻炼，自己又慢慢成了个胖子，腰围从2尺4膨胀到了3尺，原来的裤子都系不上扣子和拉链，都是好裤子，舍不得扔掉，常被人误解为为老不尊暴漏癖。脸型也从长方脸变成烧饼脸，从当年的温兆伦变为刘仪伟，自己都觉的丑的没了自信心。

小学时和同学常常课余时间逛德华街，那里是从小长大的地方。靠近南面大同路有家工农兵照相馆、靠近二七广场的北侧有家人民照相馆。二七广场那边不远处还有家更大的——艳芳照相馆。都是我们这些老城区人们留住时光的地方......

这三家店都是属于市服务公司的国有企业。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行业分工精细而明晰，城市一度不仅有一商局，还有二商局。二商局下属有饮食公司、服务公司、百货公司、五交化公司等，都是直接服务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得。饭店、澡堂、小商店、文具、五金交电......还有理发店。

在二七广场周围这三家理发店中，根据各自技术实力、店面情况、办店定位等，有心照不宣或者说约定俗成的粗略分工：工农兵主要是拍日常小照，人民的侧重于拍后放大、加色，那时的照片多为黑白照；艳芳是实力最强的，日常小照、会议合照、领导跟拍、艺术摄影......一条龙、全方位，应有尽有。也是城市最早涉猎婚纱摄影的影楼......

3年的初中生涯转瞬即逝，临毕业时我和最要好的同学小芳、袁琦到德华街工农兵照相馆合影留念，其实和同学都很好，只是袁琦住在正兴街刚过东方红电影院，省地震局北面一个公家的大杂院里。院里至少有邮局、副食品公司、蔬菜公司、糖酒公司四家单位的房子。他是邮局子弟；小芳在二马路的供电局家属院住，我们三个每天放学回家，一路走过长长的中原路地下道，朝夕相伴、相对更熟悉些......

我们照的是5寸黑白的，照片里都穿着解放军装、理着学生头。区别是晓芳带黑色大塑料方框眼镜坐着，右嘴角耷拉着，仿佛要流口水......被几个时尚的女同学英姿、梁溯看了后，偷偷说，他怎么像个二傻子啊！

我在晓芳右侧稍高处坐着，微笑、左胳膊搭在晓芳肩膀上，中规中矩。受到一致好评的是袁琦：站着右手揽着晓芳脖子，黑脸上露出一嘴白牙，笑得自然而灿烂......

第一次照身份证照，也是在工农兵照相馆。街道办事处组织了一段时间，排好各家的日程，我们街上上百人在那里排队等待。身份证照总是不好看，像是劳改释放犯。那次是当场出证，年龄给我打错了，1962年出生，旁边西头邻居是个20多岁、留着八字胡的社会青年，羡慕的说：“中啊，兄弟，你都过了结婚年龄了，晚婚青年啊，可以去领结婚证了”......

玩笑归玩笑，父亲跑了多趟派出所，人家连连道歉，只是当时技术原因，3个多月后才洗清了我的冤屈，没有误了高考报名。那是1986年冬天的事情......

随着进入青春期，人开始臭美，也常常照相，留下美好的瞬间。高二时和暗恋的同学“林青霞”坐火车到黄河游览区玩耍，在黄河母亲雕塑前掏了2块钱让挎着郑州产的海燕牌照相机、溜着披肩发身穿喇叭裤花衬衫、缠着我们不放的小贩给照了张相，害羞的请“林青霞”合影，被婉拒了。有种不详的预感，照片中我人也显的憔悴、没精神......

大学时，鸡公山野外实习，虽然刚被女友“撕心裂肺”卫素西无情的抛弃，但那座山风景太美了，青山秀水间，淡忘了青涩恋情带来的伤痛、留下不少青春跳跃的身影。其中有张趴在山巅一块巨石上，背景是无垠的蓝天白云、身穿蓝色夹克、嘴叼着灿烂黄色太阳花的，被同学们奉为全班最上镜照。

有年春节放寒假前，到11中组织了一次中学共青团工作研讨会，会议室就在我回读班教室的楼下。想起10几年前，在头顶上那间破旧、墙面乱掉批灰、窗子玻璃破碎、木质楼板斑驳的大教室里的一年苦读，眼前楼下这间会议室，虽是老楼，但装修得窗明几净、软包墙面、柜机空调、打蜡地板，很高大上，恍如隔世的感觉。

会后中学南区、北区、东区的团干们簇拥着我，在雪后的主教学楼前的时光钟塔下合影留念，清新、清隽、清朗、清逸、青春......

不仅自己照，还要给别人照，2000年委宣传部拉的活动赞助多，家底殷实。书记让李峰去买了两部照相机，是少年宫门口那家专卖店的，一部尼康、一部潘尼克斯，我们要加强自留资料的拍摄和留存。

那年团代会在嵩山饭店召开，第一天大会结束，晚上李峰兴奋的拿出相机，我们鼓捣了一晚上。他负责采购，我负责干活。拿着相机活跃在各个活动现场，像专业记者一样。

有次我在青少年宫广场组织了全市青少年“盼宝岛台湾回归万人签名”活动，我已经可以拿着相机使用连拍功能，对着铺在桌子上百米长卷两侧签名的青少年，单手举过头顶咔咔咔......10几张照片洗出来后，色彩明丽、非常清晰、角度堪称甚佳，不亚于专业记者的精心之作。

有年一场大型广场文化活动，为了扩大宣传效果，我策划在河南日报要做一个半版的深度报道，咱共青团没钱买版面，总得请人家吃顿饭，联络联络感情。就联系了报社3个青年记者肖津，其他几位记不住名字了。带着得力助手魏东、邢进两个棒小伙子和一个小姑娘王慧军，打了黄面的去了报社。

几个记者朋友都是出自北大武大这样的名门学子，视野开阔、认知高远、时尚高雅，提出到报社北面经二路上有家饭店共进工作午餐。这家饭店名为“新饮食男女”，店如其名、真够新潮的，餐厅内不准抽烟、还不准喝酒！让我吃一会儿出来站大街上，吸根烟，憋屈的吃了顿时尚高雅饭，很是不爽。

不过请客吃饭、感情交流的效果很好，后来和几个小青年还联系了一段时间。记着有个姓邱的小伙子，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才华横溢，身材颀长、面容清秀而白皙、戴圆形金丝边眼镜......使我不禁想起瞿秋白。

他多次应邀参加我们的活动，做了很好的报道，有次活动结束，我俩走在二马路中原路地下道人行天桥上，望着桥下熙熙攘攘涌向二七广场的自行车流，他说：“我想离开这个城市”......

我说，“哎呀，今天没带相机，要不咱俩可以合个影，以后想了可以拿出来看看”......

甚至有次应肖津邀请，还参加了他们报社团支部的联欢会，是个晚上，在报社的一个大会议室里，他们的团支部刚刚成立，肖津是团支书。30多个青年编辑、记者，我们喝着茶和咖啡、吃着瓜子糖果、跳了舞、唱了歌，度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夜晚......那个场景，就像塞纳河畔的左岸......

那次广场文化活动当天晚上，我背着尼康相机忙碌着，招呼着记者、安排着演出、拍着照片，不亦乐乎。略一喘息、发现助手邢进没了人影，让主持人拿麦克风喊了三遍，还是没见效。想起来，那天在“新饮食男女”吃饭，在座的有个女孩儿，邢进回来一路上对我说，“那就是小龙女李若彤啊，我一定要追她！”年轻人深陷爱情，情有可原，更何况他是脑子短路、两眼发直、流着口水、挪不动腿，疯狂迷恋的那种。

那天他不知道怎么花言巧语缠着“李若彤”钻到广场哪个黑暗的草丛里了，活动快结束才气喘吁吁的跑了回来，身材高大的他，内疚的站在那里等着挨我批。我仰脸看着180瘦高的他愧疚的长脸、说，“算了，你也老大不小了，总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儿，哥不吵你了”......

活动中间，为了求得更好的全景效果，我爬上了广场的钢制弧形灯架，拍了10来张，有点累了，下来蹲在北面台口休息，抱着相机，听有人喊我，定睛一看，是高中同学小王。她是个白皙文静的女孩儿，上学时互有好感，虽然很淡。字体很娟秀，记得毕业留言本上她给我写的是一首诗，结尾一句是“鲲鹏展翅白云间、飞跃万重山......”。毕业后她去了公交公司，从售票员、司机到那时已是公司的中层领导，这回带了公司的青年来参加活动。

聊了一会儿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好像是有些失望。突然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青年团员们在大雪中抢修铁路，人手不够，号召车上乘客下车发了铁锨一起干。

有一对身着貂皮大衣的夫妇好逸恶劳，不肯参加其中，扔了铁锨。转过脸来，女的竟是他少年时的伙伴、工程师的女儿冬妮娅。冬妮娅不解的嘲讽保尔：“干了这么多几年，想着你早做了大官了呐、最起码也得是州的什么委员吧，谁知道”......

说实话，干了政工这一行，不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样的豪言壮语，但说实话，谁不想当官谁是小狗，毕竟人需要社会的承认。但还是那句话，人各有命，时也、运也、命也——很多事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

时间长了，对照相器材感兴趣，知道了美国柯达有别于日本富士等其他世界知名品牌的特点：柯达胶卷拍出的照片有一种古典油画的复古凝重质感和色彩。也是柯达长期傲立于世界胶片业界的重要原因。

很多专业照相设备价格惊人，像跑我们团口的大河报首席摄影闫化庄老兄，有次到人民公园拍正月十五的灯展。在公园树下石头凳子上休息时，看见个美女眼跟着走、一不留神照相机包被人顺走了，让他顿足捶胸，20多万元他要自己赔出来。好在报社还是讲些人情味的，只让他赔了一半，又买了套......

我们大多使用石家庄产的乐凯牌胶卷，这是中国的一种胶卷老品牌，是胶卷行业的唯一可以与世界品牌柯达和富士并存，并且一直在中国胶卷市场上鏖战了多年的“三国演义”的国有胶片品牌。类似于现在的华为......

2003年柯达和乐凯合资。

乐凯，主要是物美价廉，尤其是后期，拍摄质量与富士已相差无几。

还有照相机，我国自产的大牌子有上海产的海鸥，质量上乘，后来还有小米公司的小蚁、爱国者、oppo等牌子，但与汹涌而来的富士、卡西欧、佳能、尼康等世界知名品牌相比，长期处于弱势。我们郑州也生产照相机，是海燕牌，虽然显得粗笨，像块砖头。但拍出来的照片清晰度和色彩也很不错。

世界发展迅猛、行业竞争激烈、市场淘汰残酷，尤其是电子数字时代大潮的波涛澎湃，手机大量自带超高像素的拍摄功能，胶卷首先失去存在意义，很多照相器材品牌在日常生活中走向不归路（不含专业从业者），曾经世界第一的美国柯达公司破产了。

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柯达破产的核心原因是：

因为沉溺于以往的成功产品，柯达最终让品牌变成了一种负担，成为拖累企业发展的包袱、误导股东正确决策，从而在手握丰富技术专利和大量运营资金的背景下，一次又一次错过机会。柯达的案例表明“公司不能以大为傲，公司再大，在市场面前都是小公司。必须要拥有不断突破自己、颠覆自我、革新自己的勇气和决心”。

第二，也在于其犹豫不决，在于其被股东的意见所绑架，在于其决策者魄力不够。这导致转型的战略和努力完全失败。

从2003年开始，柯达战略转型之路，目标一直就是从传统胶片业务向数码产品的转型。不过，令所有人都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柯达长达7年多的转型最终还是将企业拖向了“破产重组”的深渊之中，难道是方向选择错误，还是技术力量和资金实力不够？

长期以来，柯达对业务转型的必要性非常清楚，也不缺乏转型所需的技术储备和资金实力，关键是在公司执行层面业务体系上的迟缓与犹豫。这种犹豫有对传统胶片业务的不舍得，还包括面临分布全球各地数以万计的柯达冲印店庞大转型包袱以及长期以来对于现有商业模式的盲目信心，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成为推倒柯达企业的多米诺骨牌。”

相对于一些企业的战略转型，多是在传统业务体系之外进行多元化布局，“在不同的田里都载上树”，重新构建一块全新的市场业务并配以一套全新的商业模式。柯达的转型却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在一块田里对原来的树进行嫁接”，希望在传统业务体系的改造和重组基础上谋求新的业务增长。在经过了亏损、出售业务、裁员、并购扩张等一系列的煎熬和折腾后，柯达不仅消耗了资金、浪费了市场机会，也耗尽了华尔街对于柯达的耐心。

1975年发明世界第一台数码相机的伊士曼.柯达公司，自2011年起就多次传出破产消息。2011年，柯达股价跌幅超80%。2004年至2013年，柯达仅有2007年一年实现全年盈利，公司市值也从1997年2月的310亿美元降至2011年9月的21亿美元，十余年蒸发99%。2012年1月3日，因平均收盘价连续30个交易日位于1美元以下，纽交所已向柯达发出退市警告。 2012年1月19日早间柯达提交了破产保护申请，此前该公司筹集新资金进行业务转型的努力宣告失败。

2013年5月，伊士曼-柯达公司正式提交退出破产保护的计划，如果计划获批，该公司无担保债权人可获得重组后公司总值22亿美元的股份。当地时间2013年8月20日，美国联邦破产法院批准美国柯达公司脱离破产保护、重组为一家小型数码影像公司的计划。柯达计划9月3日退出破产保护。

任何领域、任何事业、任何人，都不能固步自封，柯达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的照相机厂在棉纺路上，年轻时和女友漫无目的的在城市街头瞎转悠时，经过过那里，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楼前广场不大，隔着铁栅栏大门看进去显得安静端庄，像一个坐在那里准备照相的淑女。

“淑女”很早也破产了，应该是棉纺东路高阳桥一线的工业区最先倒下的。有年人民银行郑州分行扒了照相机厂，在原址建成了西区第一座高层办公大楼；后来国家取消市级分行，那座楼闲置了不少年。再后来又恢复市级分行，人民银行拿那座楼和政府置换了东区的地皮，另建新楼。市里把老楼装修后交由我们发改委等四家单位使用，在那里度过了8年难忘时光，也是一种缘分吧。

缘分绝非偶然，而是与工作生活紧密相连。2007年转行调到了市发改委，要办工作证。姐姐单位发了制服，法国都朋的，专门给我定制了。新单位新气象，穿上黑色细白斜纹的笔挺西装、扎上早年被很多同事朋友赞叹不已的深蓝色明艳黄白色玉兰花真丝领带、坐着姐夫的轿车，直奔北二七路艳芳照相馆......

随着照相这门技术的日落西山，曾经城市最著名的这家照相馆也不得不搬到房租更低廉的人民公园东门对面维持生计。

下了车意气风发的正襟危坐在一个照相室的长条凳上，背后白色背景幕墙缓缓落下，几盏亮的人有点睁不开眼的大反光灯下，照相师傅正指挥我调整着坐姿，突然说：“哎，你是我同学！”，原来是失散多年的小学同学董建奇，他是这里资深的照相师。曾为有次来河南视察的中央一号首长照相......

打印时光痕迹的这次经历，使我与小学好友重拾起童年的情谊......

很多事情必须亲历亲为，像照相让别人代劳不得；还比如看病，有次去市直门诊开感冒药。扭头一看，后面站着当时的市人大副主任、总工会栗主席。忙套近乎打招呼：“主席也来亲自看病啊？！”栗主席喷的笑出来说：“你这人真是，看病我还能让别人替啊”！

照相如人生，很多时候必须亲历亲为......

照相，留下了摄影人对社会、对生活、对大自然、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摄影使人们多了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并能记录下生活中的每个值得珍藏的瞬间，同时，可以走进大自然接近美、感受美，还可以锻炼身体，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摄影照相满足了我们对生活的憧憬和对未来的向往，让我们珍惜周围的一切美好事物。当然，也包括爱情......

高一那年刚开学，收了全班同学的一寸小照片，办学生证。星期天在家里大屋床上摊开了一床，对着还尚显陌生的每个笑脸，在照片背后写下他（她）的名字......姐姐们看了说，这个女孩儿漂亮，这个也很好看啊......其中有后来我暗恋的“林青霞”。

虽然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缘分不到，情缘难了，没有留住渴望的美好，但人生中追求美好的心不能磨灭，像一轮轮旭日东升、每一天都是崭新开始，只要你付诸于行动。

就像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收录于2017年6月19日发行的原声专辑《夏至未至·听见青春》中唱到的那样——

“你是海上的烟火

我是浪花的泡沫

某一刻

你的光照亮了我

如果说

你是遥远的星河

耀眼得让人想哭

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

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